不久前，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里，半透明的椭圆立方仿生飞行器，平稳规律地摆动触须，悠游在人们视线上方。美术馆“现代集团委任” 最新项目，韩国艺术家安妮卡·易（Anicka Yi ）“爱这个世界”（In love with this world）展览在美术馆里营造了一个新生态系统。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1)“现代集团委任”安妮卡·易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现场，摄影Joe Humphrys，图片来自泰特美术馆
与人类的每次相遇，这些仿生机器个体与群体行为都有所不同。艺术家引入“人工生命程序” 令形似海洋生命和蘑菇的仿生机器，有着各自独特的飞行路线，就如自然界中的不可预测性。
放置在涡轮大厅周围的电子传感器充当了它们感官，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通过大厅里观众聚集散发出的热信号，仿生物“感知”了人类的存在。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2)“现代集团委任”安妮卡·易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现场，摄影Joe Humphrys，图片来自泰特美术馆
视觉营造之余，涡轮大厅里，每周还会轮替出现与美术馆自身与周围环境历史有关的各种气味，包含地球生成时期前寒武纪的海洋气息、白垩纪时期的植物、用以对抗黑死病的香料气味，以及工业革命时代的煤与臭氧等。
当空气流入鼻息，它如何被历史长河中的生态环境与意识所影响瞬间昭然若揭。
前沿的科技隐于审美和观念层面的含蓄优雅，安妮卡·易在这场展览中展开了对混合生物，地球生态的过去与未来轻盈而广阔的想象。正细品这场展览之时，读到了一份特殊的报告，来自行业组织“艺术家承诺”（Artist Commit）发布的关于该展览的气候影响数据。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3)“Artist Commit”报告详述了“现代集团委任”安妮卡·易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生态成本，图片来自：Artist Commit
报告显示，在泰特美术馆展厅中营造一个充满想象的新生态系统不仅需要“飞行器行为设计与开发”“气味咨询”等专业工种，还有诸多看不见的展览生态成本——建构这一想象世界产生了超过50吨碳足迹。据该报告，50吨碳足迹中：
47.13吨，由促成此次“现代集团委任”艺术项目落地的40趟国际飞行产生；1.13吨，由展览现场所有与艺术品有关的设备，例如计算机服务器、电池充电器、跟踪硬件、台灯等产生；1.1吨，由将仿生飞行器从德国运输至泰特现代美术馆产生；展览实时直播的生态成本按5.8公斤/每人/每小时计算
碳足迹，指的是一项活动或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直接与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常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
50吨碳足迹孰多孰少？根据麻省理工大学气象移动端（MIT Climate Portal）使用的数据：
这场展览产生的50吨碳足迹≈一辆非电动轿车绕行地球5圈（20万公里）排放≈ 2200棵树光合作用一年吸收
然而， “艺术家承诺”关于“爱这个世界”展览的气候影响报告并不完整，项目开发过程中设备消耗，展览结束后的废料处理等未被计入50吨的总量。严格计算一场展览的碳足迹，需跟踪原物料生产与制造、组装、运输，直至使用及废弃处理或回收时所产生的全流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该展览实际的碳足迹只会更高。

博物馆的“气候意识”

2019年6月，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生效，正式确立英国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国由此率先成为以法律形式确立这一目标的国家。近年，英国大型博物馆与美术馆公布的碳足迹数据总体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体现出越来越受重视的“气候意识”。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4)*数据来自各博物馆历年官方报告
其中的先行者泰特美术馆于2019年7月，成为全球首个宣布“气候和生态紧急”状态的大型博物馆，并随后发布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五年计划，其中包括：
美术馆群改用可再生电力补贴套餐；员工在英国和欧洲的旅行中采用“火车优先”政策，减少航空旅行；
对进入馆藏的艺术品进行环境风险评级，以识别和减轻对碳足迹的影响；
策划展览和项目，探讨气候和生态紧急情况，并强调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不公之间的重要交叉点；开启了“驻馆气候应急研究员”的新职位招募（2023进行中）
“与世界相爱”展览正是产生于泰特美术馆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中。致力于发挥艺术和艺术博物馆在创造基本社会变革方面的独特作用，泰特美术馆群计划于今年将碳排放量减至2007/08年基准线的50%，并努力在2030年将排放量减少到净零。

“净零”的展览与

“碳补偿”争议

一份英国文化领域机构的气候影响报告显示，博物馆的碳足迹不容小觑。英国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England）统计了2019至2020年英国的图书馆、舞蹈、文学、音乐，戏剧机构与博物馆等不同类型文化机构的碳足迹，其中博物馆总量排名第一，占文化领域总碳足迹的24%。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5)英国艺术委员会《文化、气候及环境责任年度报告2019-2020》截图
推行全馆范围的新气候政策之前，博物馆经常通过公众参与度与曝光度较高的展览制作环节试水，以积累经验。因此，我们得以一窥博物馆展览常见的气候新政，其中包括：
展览搭建材料的回收与重复使用；共享展品运输，或海运代替空运；随展人员的低碳旅行制度、设备管理制度的建立；延长重要展览的展期，谨慎考虑对上新率的追求等
除了改变现实行为减轻对环境的影响，英美等国家的博物馆参与“碳补偿”（carbon offsetting）近期也引发了讨论。
博物馆的“碳补偿”是指透过支持或资助博物馆以外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以弥补博物馆自身过去、现在与未来日常运营产生的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之相近概念还有“碳抵消”“碳交易”等。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洛杉矶当代艺术馆格芬当代馆（The Geffen Contemporary at MOCA）在2022年举办该馆首个“净零排放”的展览——艺术家大型个展“皮皮洛蒂·瑞斯特：胸怀广大，与我为邻”（Pipilotti Rist: Big Heartedness, Be My Neighbor）。“净零”正是通过实体减排与“碳补偿”的组合方式实现。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6)洛杉矶当代艺术馆格芬当代馆首个“净零”排放的展览“皮皮洛蒂·瑞斯特：胸怀广大，与我为邻”现场，摄影：Photo by Zak Kelley，图片来自洛杉矶当代艺术馆格芬当代馆
瑞士艺术家瑞斯特三十余年来的作品为格芬当代馆的现场带来了奇妙的颜色和光影，包括早期的单频录像；充满色彩和催眠乐谱的大型装置；以及融合了日常用品、录像和装饰的雕塑。娇艳欲滴的色彩，广阔的视野与极近的特写交替，在屏幕间观看和沉浸式体验中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内省。
根据“艺术家委任”报告，经展览制作过程的节能减排，瑞斯特个展仍产生了至少81.49吨碳足迹。追求“净零”的洛杉矶当代美术馆采取了两个“碳补偿”措施：
首先，资助亚洲第一大岛婆罗洲（Borneo）上Katingan Mentaya保护森林项目。该项目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创建的森林可持续管理框架REDD+下最大规模项目；其次，该美术馆通过向行业组织“画廊承诺”（Galleries Commit X Art）捐款，为秘鲁Chuyapi Urusayhua保护区提供永久土地保护支持。
此外，洛杉矶当代艺术馆不仅雇佣了专职“气候变化咨询师”，还设立了抵消该馆历史排放的目标。该馆计划在今年完成中和1979年博物馆成立至今积累下的，可统计的碳足迹。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7)洛杉矶当代艺术馆格芬当代馆首个“净零”排放的展览“皮皮洛蒂·瑞斯特：胸怀广大，与我为邻”现场，摄影：Photo by Zak Kelley，图片来自洛杉矶当代艺术馆格芬当代馆
一场美术馆展览的飞行里程、用电量、观众人数皆可换算成碳足迹，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看似精准的数字形成一场展览对环境影响的初步理解。然而，每吨温室气体排放不会因为支付完“碳抵消”项目的资助而真的从环境中消失，事实上它还将存在很久。因此，通过“碳补偿”完成“净零”始终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碳补偿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漂绿’环保宣传——艺术界必须停止假装。”《艺术新闻》国际版专栏作家露易莎·巴克（Louisa Buck）认为“抵消”这个词越来越被认为是不准确和误导性的。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则直斥企业的碳抵消纯属减排假方案，耽误应对全球暖化步伐，并指出碳抵消的四大问题：排碳、储碳非等价交换、拯救气候时间不等人、碳抵消效能欠保证，以及加剧有无“碳抵消”资本而产生的进一步不平等。

“液态博物馆”的想象

关于气候变化下博物馆的未来，近年博物馆学学者中不乏形而上的激进论述。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菲奥娜·卡梅伦（Fiona Cameron）提出的“液态博物馆”（liquid museum）是其中之一。该理论试图化解气候变化无所不在的影响及其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与博物馆强调的确定性之间难以调和之处，并赋予诸多非人、非物质元素同样的行动潜力。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8)洛杉矶当代艺术馆格芬当代馆首个“净零”排放的展览“皮皮洛蒂·瑞斯特：胸怀广大，与我为邻”现场，摄影：Photo by Zak Kelley，图片来自洛杉矶当代艺术馆格芬当代馆
卡梅伦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了当代博物馆的特性：“博物馆是建立在物质二元论（substance dualisms）的识别模式上的，即有限的物质（实体建筑；身体；计算机；展览、藏品；地理位置；利益相关者、资金）和非物质（头脑、思想、概念和学术；研究；机构使命；合法性的表达；专业知识；信任；权威、愿望；程序；信仰和品牌）。
作为一种组织，博物馆的主流形象是一种等级制度，按照集中的计划分层组织并一起运作。它处于封闭的空间内，有固定的实体，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理性，并且在学术上被赋予了社会的习惯化排序（例如，知识/权力；纪律和纪律效果；符号和解释；主体和主体化）。” 
她认为博物馆在自身采取具有气候意识的举措，成为公众对于气候变化值得信赖的信息源之余，更应将气候变化视作变量，做出本体论层面的探究。借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理论框架，卡梅伦提出“液态博物馆” 的构想。
“ 

“液态博物馆” 将机构设想为由人类和非人类行为者组成的异质且流动的集体。”

行为者由广义的媒材（建筑、员工、参观者、计算机、软件、展览、藏品、地理位置、利益相关者、资金、温室气体）和表达形式（如机构使命、科学研究、网络、处置和愿望、合法性的表达、信任和权威、专业知识、作为虚拟元素的信仰、合同、程序、品牌等），或其组成部分或混合体组成。
这些由人类、非人类和虚拟元素纠缠而组成的联合体，有可能表现出独特的潜力，并在一些集合体中发挥有效的力量，尽管未必事事协调。

“ 在“液态”思想框架下，原先实体的、二分法的、基于等级制度的博物馆，将被“软实力、多孔边界、分布式的异质实践、轻量级的、流动的、偶然的和新兴的所取代”，为的是博物馆获得更多联盟与建立关系的潜力。”

艺术展览背后的生态代价与气候责任(图9)“现代集团”委任安妮卡·易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现场，摄影Joe Humphrys，图片来自泰特美术馆
或许，对于现实中棘手的问题，这样的理论无法提供可执行的解决方案，但正如飞行在泰特美术馆涡轮大厅上方的仿生器，它也助长了新的可能。拥有另一种想象正是任何事物发生改变的重要前提。
站在逐步走出疫情的新起点上，我们将可持续发展视为理解博物馆未来不可忽视的视角。2023年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直面气候变化下挑战。这与我国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政策目标相呼应。文化与艺术拥有长久的影响力，期待更多的博物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时期发出自己的声音。